第776章 语言的桥梁 (第1/2页)

柏林，人民委员会大楼会议厅。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，上午九时。
　　
　　会议厅不大，但今天坐满了人。
　　
　　长圆形的橡木会议桌擦得锃亮，桌面中央摆着一个巨大的地球仪，金属底座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。
　　
　　地球仪上的欧洲大陆被涂成了红色，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，从北角到地中海，一整片完整的、没有断裂的红色。
　　
　　桌子的四周坐着将近六十个人，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，身份各异——语言学家，文化学者，教育家，还有几位出版社的总编辑和几家主流报纸的主笔。
　　
　　这场会议的主持人是德国教育人民委员弗里茨·托勒，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晰。
　　
　　“同志们，今天把大家请到柏林来，不是为了讨论一件小事。
　　
　　我们坐在这里，是因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语言学家、文化学者和教育家，要共同面对一个已经存在了很久的问题——我们的经济正在一体化，我们的政治正在一体化，我们的安全正在一体化。
　　
　　但我们的语言，还是各自为政。”
　　
　　“一个德国的工程师在波兰的工厂里指导设备安装，他需要翻译；
　　
　　一个法国的教师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学校交流教学经验，他需要翻译；
　　
　　一份从意大利发往匈牙利的科研报告，有时要先译德语，再从德语译成匈牙利语，经过三次转译才落到使用者手里。
　　
　　这不是效率，这是损耗。”
　　
　　“经济共同体的分工已经越来越细，各国的产业正在互相嵌入，所有这些环节之间的衔接，都需要大量的信息交换。
　　
　　如果信息交换始终要通过翻译——不只一重翻译，是两重、三重——那么效率就会持续低于真正一体化的水平。”
　　
　　他收回手，双手撑在桌沿上。
　　
　　“所以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不是为了讨论‘要不要做’，而是讨论‘怎么做’。
　　
　　这项工作，需要由在座各位来完成。这不是几年就能完成的事情，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。
　　
　　但如果不开始，就永远不会完成。”
　　
　　坐在长桌另一端的一位老学者举起了手。他是让·杜布瓦，法兰西社会科学院院士，欧洲最著名的历史语言学家之一。
　　
　　“托勒同志，我有一个问题。各个国家的语言学家坐在一起设计一种新语言，这当然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。
　　
　　但我想问的是——这种新语言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？是建立在某一种现有语言的基础上进行简化？
　　
　　还是从头创造一种全新的、不属于任何现存语系的体系？”
　　
　　托勒看着他。
　　
　　“杜布瓦同志，这正是今天需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。
　　
　　韦格纳同志在会前和我谈过，他的设想是——新语言应该是一种‘人造辅助语言’，不是用来取代各国现有语言的。
　　
　　它不替代德语、法语、俄语或英语，而是作为所有人的第二语言，在跨国交流、贸易、科技、教育领域使用。
　　
　　因此，它需要简单、规则、逻辑清晰、易学易记。”
　　
　　杜布瓦点了点头，
　　
　　“那么，它的词汇来源呢？是主要采用现有欧洲语言的共同词根？还是另起炉灶？”
　　
　　“韦格纳同志的意见是——应该尽可能利用现有欧洲语言的共同基础。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词根已经在欧洲各国的科技、医学、法律术语中广泛存在，不需要重新发明。
　　
　　语法结构应该尽可能简单，不采用复杂的变格和词形变化。
　　
　　发音要清晰，文字要表音。
　　
　　最终目标是——一个工人用两个月的时间就能掌握基础交流，一个学生用半年就能阅读专业文献。”
　　
　　会场里响起一阵低沉的议论声。
　　
　　有人点头，有人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着，有人眉头微皱，像是在脑子里已经开始尝试构建句子结构了。
　　
　　坐在杜布瓦旁边的一位苏联语言学家——彼得·伊万诺维奇·切尔诺夫——清了清嗓子，
　　
　　“托勒同志，关于词汇来源的问题，我有个补充的提议。”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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